当然，最高法院司法公开的内容也在不断丰富，2013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实施了《关于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法发〔2013〕13号），其中第5条要求：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审判流程公开平台，向公众公开以下信息：（1）法院地址、交通图示、联系方式、管辖范围、下辖法院、内设部门及其职能、投诉渠道等机构信息。
[5] 2013年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切实践行司法为民大力加强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意见》，这一部被誉为司法改革一号文件的《若干意见》再一次聚焦司法公开改革，并认识到司法公开改革离不开司法公开方式的不断拓展，强调：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目前我国各地法院虽然为推动司法公开创造性地推出了门户网站平台、手机短信平台、微信客户端，微博公开平台等等，然而这些司法公开的方式和载体并没有被单独列入司法公开评估体系之中，司法公开评估体系依然倚重于司法公开的内容设计。
蓝皮书中《中国司法透明度指数报告》首次将最高人民法院和民族自治地方的法院纳入测评范围，实现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较大的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全覆盖。重视运用网络、微博、微信等现代信息技术和方式，扩大司法公开的影响力，丰富司法民主的方式和内容。2010年《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有关司法公开评估体系开始扬帆起航。司法公开评估体系通常包括内部评估指数和外部评估指数，外部评估指数的设计是面向当事人、社会公众、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等，这无疑搭建了民众参与司法民主监督的平台，保障了当事人和民众的相关司法权利。所谓规范化是指司法公开的内容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注意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3）送达、管辖权处理、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情况。二是调整、完善现有的司法公开评估体系，促进司法公开评估内容的科学化、规范化和评估方式的多元化，使其更加符合司法的现实和规律。前者既要具备内容正确性，也要具备制度化的来源，而后者只需具备内容正确性即可。
在法学研究中，原则的概念至少有两种理解方式，它们经常被混淆在一起。前引[14]，The OWinger 书，第 11 页。注释： [1] Vgl. Claus-Wilhelm Canaris，Systemdenken und Systembegriff in der Jurisprudenz，2. Aufl. ，Berlin: Duncker ＆ Humblot，1982，S. 13. [2]在康德看来，体系就是同一种理念之下多样化认知的统一性（Immanuel Kant，Kritik der reinen Vemunft，2.Aufl.，Riga: HartknochVerlg，1787，S. 860）。当然，这并不否认法律创设同样需要存在创设法律的机关，但什么机关在什么条件下有权进行法律创设本身也是由法律体系自身来确定的。
[19]如果说动态规则反映了法的整个创设过程，那么静态规则就是将创设其他规则的规则与被创设的规则区分开来，对后者作孤立的观察。在议会法治国的阶层构造中，层级越往下自由裁量权也就越小，预留的余地就越窄。
从逻辑的角度看，从强制推导出法律体系之外延的做法是错将必要条件当成了充分条件。这项工作往往由司法实例引发，而由法学进行加工和提炼。[1]所谓客观的体系即是从实在法本身出发对法律体系的界定，于此，法律体系被认为是由立法者创设的一套客观存在、具有一致性和统一性的法律现象之整体。法律体系由其所包含的法律规则之集合构成，单个法律规则应被视为法律整体的最小组成单位。
如果原则的分量是固定的，那么当分量大的原则与分量小的原则发生碰撞时，前者就将永远优于后者，也就没有权衡的余地了。[70]参见前引[31]，Jiirgen Behrend 书，第 40 页。[11]简言之，法律体系就是法律规则的体系。[41]一方面，默克尔关于规则形式的论述并不连贯。
激进的认知体系观只承认法律体系是科学认知的产物，而不承认存在什么固有意义上的法律体系。我们可以追问，所有法律体系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必然显现出不同规则的阶层，特定类型之法律体系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包含着必要的规则阶层，某个具体法律体系的阶层构造是什么。
这就涉及狭义上的比例原则，它来源于原则要求在法律上可能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被实现的义务。因为如果将它归人法律规则即法律体系的要素之中，那么法律体系的结构问题就将几乎消失，而阶层构造论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
由于这种国体在现代社会的普遍性，也可以说它构成了一种典型的现实结构。[13]这种理解不仅使法律体系的内容得到了大大的扩充，而且具有法政治学上的意义。从近代自然法学到概念法学和制定法实证主义，基本上都可归为公理模式的代表。[67]授权或效力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被视为规则的条件，但反过来，并非规则形成的所有条件都限于授权或效力。它们来自于原则要求在事实上可能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被实现的义务，表达了帕累托最优的理念。因而，在刑事实体法条款之外，还要加上刑事程序法和组织法条款。
由此，我们获得了规则一原则模式的全貌：法律规则之间根据效力关系形成了特定的阶层构造，属于法律体系的刚性部分。严格依据规则而治的政府未必就不是专制的政府。
[39]参见前引[12]，AdolfMerkl文，第280页，第281页。也可以是间接的，如通过法律论证，从诸多具有关联性的法律规则中提炼或从判例中归纳出来。
实施行为本身并不能再创设法律规则，但仍具有法律意义。[78] （一）规则与原则的区分 要证立法律体系的规则一原则模式，就必须要回应两方面的反对意见。
因为与语义封闭的规则不同，原则的拘束力并不能仅作字面意义的理解。例如，宪法层级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制定法和法规层级次之，个别规则的层级最小。在法律体系中，除了居于各个阶层的法律规则外，尚包括居于底层的实施行为，它只是对上一阶层之法律规则的纯粹适用，而不再能导出个别的法律规则了。但问题在于，法律适用依然是一种由规范来导控的活动，程序性规范依然是规范，在此意义上规则一原则的模式已然可以容纳程序。
二、法律体系的阶层构造模式 法律体系或法律秩序[7]的阶层构造论虽然因为维也纳学派的领袖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而声名大噪，但实际的创始人却是阿道夫?默克尔（Adolf Merkl）。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规则当然也是一种理由，遵从规则同样是理性的。
在这一模式内部，影响最为深远是维也纳学派（纯粹法学）的阶层构造论。刚性法治认为，在法治国家中，共同体的重要决定应尽可能地由民主机制来作出。
2.法的必要分层及其理想结构 默克尔在早期的学说中明确区分了法的必要分层与可能分层，[32]他的理论出发点在于必要的分层。[8]Vgl. Bettina Stoitzner，Die Lehre vom Stufenbau der Rechtsordnung，in。
[101]连贯性只是一种逻辑要求，而融贯性涉及评价性要求。[30]第一个问题可称为法律体系的理想结构，第二和第三个问题可称为法律体系的现实结构。它只有考虑到纟５验可能条件以及所有其他相关的原则，才能转化为现实应然。预先规定的内容越多，预留的余地就越窄，适用者的自由裁量权就越小。
但是对法律体系还可以从另一个视角即法学（法律科学）的视角来界定，于此，法律体系被认为是对法律现象进行学术上的建构性诠释或者说描述的产物。[60]由于法外因素的多少与法律规则的客观因素成反比，所以如果将法律体系想象为一个金字塔，通过裁量进人法律过程的法外因素就会形成一个倒立的金字塔。
所以，必须赋予规则以初步的或推定的优先性，凡不存在充分理由时，均不得对规则进行修正。在框架部分，规则完全决定案件的判决，法律体系也显示出最大限度的拘束力。
但这只是指明了两个部分之间静态的联结。默克尔明确区分了权能规则（授权规则）与行为规则（命令规则/禁止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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